提要：在今年的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上，总理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制度？我在《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中指出，在详细分析了欧洲一千多年的历史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通过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来遏制腐败的阶级斗争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就是因为欧洲透过了更进一步的民主和法治控制了腐败，从而挽救了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而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苏联没有遏制腐败，违反了马克思的理论。
请大家和我一起回到9世纪的欧洲。公元812年法兰克人的查理曼大帝，骑着他那匹衰老的战马暗自流着眼泪，他了解到以前由他一人制订游戏规则的美好时代将一去不回头，因为订立游戏规则的权力使美妙的腐败成为他这种独裁统治的必然。随着那些可恨海盗的入侵，他不得不利用分封土地的方式寻求各地贵族的“承诺”以城堡御敌的方式协助他防御海盗，其结果就是这些贵族分享了他订立游戏规则的权力。同样的，贵族也必须当“二房东”，如法炮制把土地分给骑士以取得为其打仗的“承诺”。也就是一个人的绝对权力由更多人分享，因而促进了民主的萌芽。
这种“承诺”为什么有效呢？因为贵族们违反“承诺”的代价是可怕的——教会将谴责你的灵魂，并且其他贵族即可合法地抢夺你的土地。当时的欧洲就是靠着这种高违反成本的“承诺”推动民主控制了国王的腐败。但是13 世纪的英国国王约翰利用自己的权力剥削贵族以多收税的做法得罪了贵族，贵族挟其军事优势，逼迫约翰签下了《大宪章》，将“承诺”制度化，而违反《大宪章》的成本就是贵族战争。这种高违反成本的制度就是法治化的本质，透过法治推动民主控制腐败，因而保护了贵族不受国王的剥削。
马克思认为大历史的推动力量来自于新事物。正像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说，一个事物的变化——海盗侵略——推动了历史的上层结构。这种以国王为第一层，贵族为第二层，骑士为第三层，老百姓（当时的农民）为第四层的金字塔结构主导了欧洲整个大历史进程。
我们以查理曼大帝为例来解释辩证法和阶级斗争。他的君主独裁是第一个正面事物，而这种独裁国王的权力体系腐败则是其反面事物，最终权力体系中的剥削者国王和被剥削者贵族之间会发生一场阶级斗争，并产生一个新的综合事物，就是从“承诺”进化到《大宪章》所关联的金字塔政治结构出现了。这个结构给了过去的受害者更多的保护以容纳新的腐败，过去的受害者贵族变成了新的剥削者，贵族开始滥用手中权力来剥削农民，而不是去好好地保护农民……马克思的贡献即在于他把唯物史观加入了由康德所发明的辩证法，形成了有名的马克思唯物辩证史观。
这种金字塔制度横跨了三个世纪，到了16世纪才被一种新的物质力量改变了，而这种物质就是16世纪的火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以往的金字塔制度在火药引入之后慢慢地发生了质的变化，金字塔政治制度中的顶端仍是国王，第二层仍是贵族，他们仍是透过上议院的运作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以往第三层的骑士被资产阶级所取代了，他们透过下议院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第四层仍然是平民百姓，这是第一个正面事物。
但是反面事物出现了，因为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国王和贵族开始剥削第三层的资产阶级，甚至剥削第四层的老百姓。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透过海上贸易孕育了相当强大的实力，最终权力体系中的剥削者国王和贵族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和老百姓之间发生一场阶级斗争——英国内战，并产生了一个新的综合事物，就是下议院推动了《改革法案》，而由资产阶级瓜分了国王和贵族的权力。这个新的结构给了过去的受害者更多的保护以容纳新的腐败，过去的受害者资产阶级变成了新的剥削者，资产阶级开始滥用下议院的权力来剥削劳动者……
按照辩证法的推论，最终权力体系中的剥削者资产阶级和被剥削者劳工之间将发生一场阶级斗争，而由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到现在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呢？
我必须说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错，因为他没想到在他去世后的20世纪，鉴于女性和工人在一战中的巨大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议会透过法治化立法支持劳工组成工党。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制度出现了，金字塔政治制度中的顶端是国王，第二层仍是贵族，他们透过上议院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第三层是资产阶级组织保守党，第四层的工人组成了工党，在下议院保护自己的利益。议会透过立法赋予全国老百姓相同的投票权利——“全民民主”政治产生了，全体社会大众不分阶级，都可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支持以资产阶级为主的保守党，或支持以劳工利益为主的工党——“全民民主”政治从此定型，进而风起云涌地席卷了整个世界。国王第一层的绝对权力，贵族的第二层权力和资产阶级的第三层权力被社会大众瓜分掉了，也就是权力由顶层移到了第四层，因此真正的全民民主出现了。
这个时期的“全民民主”和以前的“承诺”、《大宪章》、《改革法案》的本质意义相同，都有高额的违反成本。违反“承诺”和《大宪章》的成本就是贵族战争，违反《改革法案》的成本就是英国内战，违反“全民民主”的成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从“承诺”到《大宪章》到《改革法案》到“全民民主”的本质就是透过高额违反成本的法治化保证民主的推行以控制腐败。
这个全民参与的民主制度当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却阻断了腐败的生长，因此不会产生新的受害阶级，阶级斗争自然消失。今天的民主制度为何能阻断腐败呢？因为现代政党的特质是以轮流执政为特征，这些政党作为一个组合集团，其成员共同宣布一个施政纲领，并希望赢得足够多的议会席位来组建自己的政府。现代政治竞争主要是通过昂贵的媒体传播来获得选民的好感和支持。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又开启了腐败之门，因为特殊利益集团为政党提供竞选资金，他们希望得到丰厚回报。又由于在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腐败消息经常被曝光。最终，愤怒的选民罢黜了腐败的政府，从而破坏了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勾结。
接掌权力的新政府最终也难免走上同样的腐败之路，并被选民所抛弃。但正是这种政党之间的不断轮流执政打破了政客与商人之间的腐败联盟。这种制度允许腐败，但是对腐败又施加了足够的限制，从而创造了更先进的经济体系，创造了英美两国近两个世纪的霸权地位，成功地避免了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可以这么总结，以大历史的角度来观察欧洲历史，我们就会认识到腐败是西方社会的基本特点，甚至是任何社会的特点，整个欧洲的历史就是透过高违反成本的法治保证民主的推行以控制腐败的大历史进程。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由于他们具有了遏制腐败的民主和法治；而苏联陷落则是由于它无法遏制腐败；并且，苏联在向民主急速转型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更多的腐败，这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解体，而绝不是因为马克思理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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